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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史 | 这本 “皇帝教科书”,今天该怎么读

2019/9/18 13:32:12

文史 | 这本 “皇帝教科书”,今天该怎么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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鸟归沙有迹,帆过浪无痕/唐·贾岛


《资治通鉴》可谓代表了中国古代史学的最高成就,是我们认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经典读物。不过,《通鉴》又不同于一般的史籍,是一部以“资治”为目的,讲述治国理政之道,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政治史典籍,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史学领域。司马光生前就曾多次为皇帝讲读《通鉴》,从北宋到清朝,《通鉴》一直是帝王经筵上经常使用的历史教材,因而被梁启超称为“皇帝教科书”。时至今日,《资治通鉴》仍然是一部值得重读的经典。

 

今日之中国,距离司马光修《通鉴》的时代几近千载,告别帝制已逾百年。《通鉴》“事君”的价值,早已光芒不再,但正如爱德华·卡尔在《历史是什么》中所言,历史是“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”,历史作品也因时代不同而需要不断反思和解读。今天重读《通鉴》,我们不仅需要重温那些生动传神的记载,更应重视从中汲取历史智慧的滋养,赋予《通鉴》新的时代意义。

 

今日《通鉴》之读者,职业、身份不一,目的、视角更加多元。那么,如何读《通鉴》才能充分发掘其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?

 

首先,我们不妨将《通鉴》还原到历史语境当中,正视其“垂鉴资治”的功能,以求“迹得鉴失”。《通鉴》记载的历史时段上至春秋战国之际,下至宋代立朝以前,上下将近一千四百年。至北宋中期,历代王朝已经积累了大量史书,司马光曾在《进〈资治通鉴〉表》中说,历代史书“文字繁多,自布衣之士,读之不遍,况于人主,日有万机,何暇周览”,故“欲删削冗长,举撮机要,专取关国家兴衰,系生民休戚,善可为法,恶可为戒者,为编年一书”。《通鉴》的取材及编修始终以“垂鉴戒於后世”、“有资于治道”的政治道德为标准,秉持了传统史学“经世致用”的思想。“垂鉴资治”虽不能涵盖《通鉴》的全部价值,却是该书最突出的特点,今日读此书,不宜忽视。

 

其次,今日读《通鉴》,也应将其置于史学语境中,重视其特有的编纂方式和叙事特色。“历史”一词,通常包括两层含义,一是指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,二是指对过去发生事情的记述和研究。相比第一层含义,第二层含义更为重要,因为很大程度上,我们所了解的“历史事实”,都是理解、书写、阐释的结果。《通鉴》作为一部“编修”的史学作品,在史学编纂上有卓越成就,但字里行间难免带有书写者的主观态度和价值取向,甚至有记载舛误和评论偏颇之处。当然,其中不少问题已被学术研究订正。今日读《通鉴》,一方面应结合学术研究成果,查疑订误,以求准确的历史知识;另一方面更应把握《通鉴》编纂“历史”的原因、书写方式及文字背后的政治寄托。

 

《通鉴》既然为“垂鉴资治”而作,读者最理想的收获应是“迹得鉴失”。这一概括取自宋末元初胡三省《新注资治通鉴序》中,“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,鉴古人之所以失,则求胜而败,图利而害,此必然者也”。漫长的历史变迁中,有断裂,也有延续,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不因时代久远而陈旧落伍,经过岁月的涤荡反而历久弥新。《通鉴》通过对宋以前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深切思考,总结了决策、用人、吏治等治国理政方面的得失,这些规律与当今管理各类行政机构、企业、社会组织实有相通之处,不无借鉴价值。历史长河中不变的还有人性的善良与丑恶,阅读《通鉴》里那些鲜活的人物形象,阅读他们在时代浪潮中的挣扎与纠葛,对个人亦是“反求诸己”的自我教育。胡三省即认为,“因事之得失成败,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”;有学者也认为,阅读《通鉴》是为了帮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。史笔载道,道向史求,古代治乱兴衰的事迹,仍在警醒当今世人,历史的价值就在于此。实际上,这就是《通鉴》值得一读再读的重要原因。

 

我们提倡的“迹得鉴失”,并非简单地将历史与现实相比附,而应有更高层次的目标和追求。清代思想家王夫之在《读通鉴论》这部《通鉴》评论经典中,着重阐发了“资治通鉴”四字的深刻意义。王夫之认为:“曰‘资治’者,非知治知乱而已也,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。”显然,王夫之对如何以史为鉴,以史“资治”,有更高的要求和明确的主张,对于“其得也,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;其失也,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;乃可为治之资”。这也是我们今日重读《通鉴》的基本理念。人们常说,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,读史不仅要知人论事,更要知人论世。否则,读毕《通鉴》,只知一部帝王将相明争暗斗的“相斫书”,何谈“资治”?

 

卡尔维诺在《为什么读经典》中曾说:“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‘我正在重读……’而不是‘我正在读……’的作品。”就此定义而言,《资治通鉴》确实是一部值得重读,需要重读,也应该重读的经典。


作者单位: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

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

栏目主编:王多  编辑:严晓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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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图来源:新华社